修訂逃犯條例 衝擊港人法律保障

18 Mar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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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提出修訂《逃犯條例》(《條例》),賦權行政長官以行政權力啟動引渡程序,把疑犯拘留及要求法庭批准把疑犯移交到沒有長期引渡協議的司法管轄區,並除去《條例》中禁止與中國內地進行引渡的限制。香港人、本地和國際商界都對修例表示憂慮。

行政命令取代立法

我對政府今次推動修訂《條例》的手法和態度是絕不認同及失望。政府借一宗港人在台灣被殺的案件提出修例,並以鼓動情緒的方式進行推銷。對於如此重大的法律修訂,政府竟沒有經法律改革委員會研究,甚至刻意迴避公眾討論,只以20天的時間接收公眾的書面意見。

此外,是次的修例賦權行政長官繞過立法會,透過行政命令與全球任何一個司法管轄區就個別個案進行一次性的引渡合作。這不但是加強行政長官的權力,以行政命令取代立法,更是以長官意志取代過去謹慎地制定引渡合作協議的做法。

我必須強調,這種謹慎不是漏洞,而是因為政府有責任保障香港人的權利,例如香港與內地便因兩地法律制度及法治、人權概念的差異,而長年未有就引渡合作達到共識。今天政府執意要為自己的行事建立捷徑,等於要忽視、放棄捍衞香港人的人權。

政府的立法建議令香港人及在港人士可遭引渡至中國受審,社會各方已就此提出憂慮。而政府舉例西班牙、法國、葡萄牙亦有與中國政府簽訂引渡協議,我的同事郭榮鏗議員已明確地指出,這3個國家皆在法律上定明,在任何情況下均不會把他們的國民引渡至中國,可見該等協議不是全無保留,並以保障國民的權利為優先。政府為何對此隻字不提?我們必須注意是次法例修訂如獲得通過,政府將有權與全球任何國家啟動引渡合作,極端的例子包括與北韓進行引渡合作。我相信這對所有在香港生活、經商的人,都不是一個安心的消息。

在全球化的時代,打擊跨國犯罪、各國加強司法合作可說是國際共識,香港亦是一直積極配合。然而各國政府在推動不同的司法合作時,亦強調必須要以保障司法公正及人權為合作前提,即使是在打擊恐怖主義這大是大非的問題上亦不應妥協。由歐洲各國部長組成的歐洲委員會便曾於2002年發出指引,訂明成員國應充分考慮疑犯在引渡往請求國後,會否面對被拒絕司法公義的風險(Flagrant denial of justice),例如被告人在缺席審訊下被定罪、被告人抗辯的權利被漠視、有系統及刻意地漠視被告人委聘律師的權利等。

令人遺憾的是,現時《條例》並沒有上述的法律要求,政府亦沒有提出會加入這種保障。在此看來,更見政府的修例建議會在香港打開一扇後門,削弱對香港人及在港人士的保障。

法庭只按條文審案

此外,政府斷章取義地聲稱法庭會為引渡案件把關,這種說法實屬誤導。引渡疑犯是政府與政府之間的司法合作。這是基於對雙方的司法制度有一定的信任及經長時間談判,制定條件及程序,並最終由立法機關決議,以立法的方式通過。故此,法庭並不會判斷引渡目的地的司法管轄區是否具能力作出公正的審訊,亦不會評論其他地方的司法制度,法庭只會按《逃犯條例》的法律條文審理引渡申請是否符合規定。

同時,政府必須注意香港在國際人權法上的責任。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在Chitat Ng v Canada一案、第10號一般性意見,以及第32號一般性意見中已重複指出:如果《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公約》)的締約國(香港則屬《公約》的適用地區)引渡其管轄範圍內的人,以致他或她在《公約》下的權利於另一個司法管轄區內有受到侵犯的風險,締約國便可能違反了《公約》的責任。

此外,歐洲人權法院在Soering v the UK一案亦立下原則,締約國如把疑犯移交到一個國家而令他或她受到酷刑或不人道待遇的風險,此做法是違反締約國在《歐洲人權公約》下的責任;法庭並在此案提出意見,指這項原則同樣適用於《歐洲人權公約》內的各項權利,包括獲得公平審訊的權利。

我希望政府懸崖勒馬,只針對台灣兇殺案的需要修訂法例,否則香港人在《公約》、《基本法》及《香港人權法案條例》下享有公平審訊、免受酷刑及不人道待遇等權利將受到嚴重威脅,並會令到國際社會進一步憂慮香港的法治及人權狀況,以及重新評估其國民在香港所面對的法律風險。

梁繼昌  立法會(會計界)議員

#梁繼昌 #時事評論 #專業議政 – 修訂逃犯條例 衝擊港人法律保障

(文章首次刊登於 2019-03-18 《信報》專業議政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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