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香港建立打擊人口販運新里程

04 May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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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販運」對很多香港人來說可能是一個陌生的名詞,但我相信很多香港人、華人都知道廣東俗語「賣豬仔」一詞的意思,甚至我們的長輩過去都曾經歷過「賣豬仔」的歷史。「賣豬仔」是指把人賣到外地工作,過程中不乏中介人詐騙、剝削的問題;被販運的人猶如貨物,甚至如同困在豬籠中的牲口般失去自由。

欠專門針對該罪行法例

這一俗語,精準地表達人口販運的意思及對人的權利和尊嚴的剝削。雖然香港社會對人口販運感到陌生,很多人甚至以為隨着社會經濟發展,「賣豬仔」已成為過去式;但實際上,國際社會愈來愈關注香港的人口販運問題,並對問題轉趨惡化感到憂慮。

美國國務院去年6月發表《2017年度人口販運報告》,香港連續第二年列入第二級監察名單,與利比利亞、巴基斯坦、盧旺達和津巴布韋並列。評級反映香港的法律及政策未完全符合打擊人口販運的最低標準,以及香港政府未能打擊色情活動背後的人口販運和剝削問題。轉眼又一年,香港作為先進的國際城市,實在須要回應國際社會對香港在打擊人口販運一事上的詰問。對於加強打擊人口販運的工作,我認為有三大重點必須跟進。

首先,現時中國是《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關於預防、禁止和懲治販運人口特別是婦女和兒童行為的補充議定書》(簡稱《巴勒莫議定書》)的締約國,但中央政府卻特別聲明議定書的效力不適用於香港。我認為香港政府應向中央爭取,把香港加入為議定書的適用地區,令港府在履行打擊人口販運的國際責任時更名正言順。

第二,香港政府經常提出「已通過多條不同的現行本地法例有效禁止《巴勒莫議定書》所界定的『販運人口』行為」。我不欲否定政府以「多條法律」模式的打擊人口販運策略,然而我認為現時香港欠缺一條專門針對人口販運罪行的法例,會令對打擊人口販運及相關罪行存在局限,並可能令執法機構未能有效對最嚴重的罪行——人口販運進行執法和檢控,而只能以較輕微的罪行,如「運載非法入境者」或「依靠他人賣淫的收入為生」進行刑事檢控。

第三,《巴勒莫議定書》除了要求各國政府把任何形式的人口販運刑事化,亦同時要為人口販運的受害者提供保護,以及採取措施防止人口販運。我認為香港的法律及政策,在此兩個層面上仍有相當的改進空間。例如郭榮鏗議員和我正在推動《現代奴役草案》的立法,便建議可賦權法庭頒布命令,為防止人口販運的目的禁止一些指定的行為,以及為人口販運的受害者提供刑事上的法律保護和民事法律上的申索權。

賦予執法部門更多權力

同時,《現代奴役草案》亦賦權執法部門可就人口販運的不法收益採取凍結及檢取資產的行動,以打擊相關的清洗黑錢活動。這一工作對打擊人口販運及跨國犯罪是十分重要的,根據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ILO)的估算,每年全球透過人口販運所得的不法收益達1500億美元。

正如時任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在推動《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時曾指出:「我們當今世界最鮮明的對比之一是,存在於文明的與不文明的之間的這種鴻溝……如果進步和人權的敵人們利用全球化的開放和機遇達到自己的目的,那麼我們也應當利用這些同樣的因素來捍衞人權和挫敗犯罪、腐敗和人口販運等等勢力。」

我認為,香港作為一個高度發展的國際城市,我們應當站在文明的一方,盡力打擊屬跨國犯罪的人口販運活動,以望終有一日完全杜絕人口販運這惡行。為達到這一目的,我期望政府可以採納《現代奴役草案》的立法主張,從刑事化、保護受害者及防止罪行三方面進行改革,與國際社會攜手打擊人口販運。

梁繼昌 立法會(會計界)議員

#梁繼昌 #時事評論 #專業議政 – 為香港建立打擊人口販運新里程

(文章首次刊登於 2018-05-04 《信報》專業議政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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