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裁管治只會加劇社會紛爭

07 Oct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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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漠視民意修訂《逃犯條例》,為香港政府帶來自九七年主權移交後最大的挑戰和管治危機。

可惜政府仍然剛愎自用,未有反省及汲取教訓,在政府決策及政治制度展開改革,反而引用《緊急情況規例條例》訂立《禁止蒙面規例》,在未有諮詢公眾及沒有經過立法會審議的情況下新增刑事罪行,禁止公眾在示威活動中使用蒙面物品。這種做法只會再次引起社會爭議,令反對者與政府的對立加劇。

政府以法例禁止市民在參與集會時蒙面及隱藏身份,在政治上不能緩減政府與反對者的對立,在人權上更會造成寒蟬效應,窒礙市民行使和平集會和表達意見的權利。在本年6月以來,香港社會上的政治審查問題愈加嚴重,有不少人因政治意見而遭針對,甚至被解僱,有市民需要以蒙面方式隱藏自己的身份,才可行使和平集會及表達自由。

聯合國有報告曾指出,任何人不應僅因參與和平集會而遭刑事或民事法律的追究。《禁止蒙面規例》禁止參與和平集會的人士隱藏身份,但政府又沒有為因表達政治意見而遭針對、不利對待的人提供有效的保障,實是不合理及不相稱地限制他們行使和平集會及表達自由的權利。同時,《規例》中的免責條款模糊不清,記者、非政府救護員及人權觀察員將面對進一步的威脅,例如在戴上防毒面具後可令警員有更多的藉口干預他們的工作,令衝突現場中的新聞自由、監察被削弱及令人道救援工作受到阻礙。

行政長官權力變得極大

而在憲法的角度,《禁止蒙面規例》亦是有極嚴重的違憲問題。政府辯稱訂立《規例》的做法沒有繞過立法會,而只是以「先訂立、後審議」的方式進行立法。然而,筆者對此是不能苟同的:第一,從憲法及法治的角度,政府如欲訂立一項全新性質的刑事罪行,政府有責任向公眾諮詢,並以草案形式交予立法會審議。這是在《基本法》下一貫的立法慣例。行政長官以《緊急情況規例條例》新增一項性質全新的刑事罪行,這種運用權力的方式,是不符合《基本法》以立法會作為香港立法機關的原則和精神。而《緊急情況規例條例》的條文如此地賦予行政長官這種無限權力,亦是不合憲的。

第二,行政長官在宣布《禁止蒙面規例》時,強調引用規例並不代表香港進入緊急情況,但認為香港目前的情況符合《緊急狀況條例》中「危害公安」的情況。既然現時沒有「緊急狀況」,為何政府要繞過立法會一貫的立法程序?而且「危害公安」在香港的法律上沒有明確定義,包含的意思廣闊。若行政長官可以單以「危害公安」的原因,即使在非緊急的情況下亦可運用《緊急情況規例條例》的權力,香港人的人權、法治及自由,以至營商環境,可以有何保障?

筆者並非危言聳聽,《緊急情況規例條例》的權力極大及極廣,包括可以就以下事項訂立有法律效力的規例:一、刊物、文字、地圖、圖則、照片、通訊及通訊方法的檢查、管制及壓制;二、逮捕、羈留、驅逐及遞解離境;三、對香港的海港、港口及香港水域和對船隻移動的管制;四、陸路、航空或水上運輸,以及對運送人及東西的管制;五、貿易、出口、進口、生產及製造;六、對財產及其使用作出的撥配、管制、沒收及處置;七、修訂任何成文法則,暫停實施任何成文法則,以及應用任何的成文法則;八、授權進入與搜查處所;九、代表行政長官取得任何財產或業務的管有或控制;十、規定某些人進行工作或提供服務;十一、 對違反規例或任何在香港施行的法律的人的拘捕、審訊及懲罰。

行政長官在沒有緊急情況下,單以「危害公安」的原因自行訂立任何法例,此例一開,香港已成獨裁管治的社會,政府日後大可以「危害公安」的原因,制訂行政長官希望訂立的措施及規例,包括就實施《基本法》第23條而訂立任何「規例」。

梁繼昌 立法會(會計界)議員、專業議政召集人

#梁繼昌 #時事評論 #專業議政 – 獨裁管治只會加劇社會紛爭

(文章首次刊登於 2019-10-07 《信報》專業議政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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